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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情那些在花神咖啡馆中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但是这种同情里又夹杂着一丝不耐烦：他们离经叛道的行为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消极、懒散寻找借口，还有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无聊。
——西蒙娜·德·波伏娃
除了周日，每天早上6点左右，蕾妮夫人和她的丈夫荷西会拖拽他们的咖啡馆外那些快要散架的桌椅，将它们安在铺着鹅卵石的露台上，露台就在我们的卧室窗户下。
在晚上11点到凌晨2点这段时间里，他们会用力将这些桌椅再搬进来。蕾妮这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就连她还在里也不例外：在她之前，她的母亲经营着这家咖啡馆。几年前，蕾妮和荷西退休了，将这个地方卖给了附近的餐馆。这种搬动桌椅的传统仍在继续，还有震耳欲聋的音乐作为伴奏。
艾莉森和我在这家咖啡馆上方住了二十五年，换句话说，桌椅在这段时间里被拖拽了大约一万八千两百五十次。我们并不特别感到荣幸。巴黎有大概一万家咖啡馆，我觉得巴黎可以考虑更名为“和尼古丁之城”。在伤痕累累的沥青人行道上和古雅的鹅卵石广场上，无处不在的咖啡馆店主在黎明和夜半时分为巴黎二百二十万居民跳着搬动家具之舞。
你也许会说，就凭这个，我们就该讨厌蕾妮、荷西、他们的后来者和巴黎所有的咖啡馆店主了吧？我们从没这么想过。嗯，也许我们有过从窗户往外倒沸油的想法，而且有时候我确实往外探出身子，用几种语言开骂。但是没有了咖啡馆，巴黎会成什么样子呢？它们是这座城市的胃、肺、肝和坏了的良心，对了，是它的灵魂。你可以在一些咖啡馆（烟草店）买香烟，在别的咖啡馆（兼PMU或乐透站）里赌马或者买乐透彩，在哲学咖啡馆、文学咖啡馆、网络酒吧里进行哲学讨论、信手涂鸦或者上网，在所有咖啡馆里都可以喝饮料、吃东西，有时吃得还不错。
爱意在萌发，敌意在燃烧，灵光开始浮现，暴力喷薄而出，幸运的赢家脸上浮现出财星的笑容，每个人的眼中都蒙上了烟雾—— 一切尽在户外的露台上。从2007年起，在室内吞云吐雾的行为已被禁止。
不说别的，咖啡馆令这座城市生机盎然，也就是说，它们用噪音和大多合法的物让它保持清醒。它们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巴黎的第一家咖啡馆——波寇咖啡馆在如今看起来很滑稽，这家建于1686年的咖啡馆的创始人是西西里人波寇。虽然今天的咖啡馆比二十年前少，但是咖啡馆不太可能消失。诚然，这些咖啡馆中的咖啡通常味道都很糟糕，这也是星巴克、哥伦比亚咖啡和其他大量“新世界”风格的竞争者们逐渐赢得市场的原因之一。
“去喝咖啡？天哪，不，我上咖啡馆不是为了那个，”我的一个咖啡行家朋友说道，“咖啡只是在你为了占一个多小时的座而能点的最便宜的东西……”
时间已是上午。朋友和我都坐在圣日耳曼德佩区，布西街的翡翠咖啡馆里。我总会在咖啡馆里遇到这位朋友。她是一个在巴黎住了五十多年的英国女人，她在咖啡馆里招待客人、开会、修订稿子、编辑手稿，她的生活乐趣都在此。当我们谈到咖啡馆的轶事时，她像蜂鸟一样嘬了一口杯中的意式浓缩咖啡，那咖啡简直就是用黑焦油冒充的。这么说吧，这不是合她口味的那杯茶，不过，巴黎的茶通常比咖啡更难喝。
她冲有动静的地方点了点头：侍应生在蘑菇形的桌子和形形的顾客中转来转去——顾客里有住在这个社区、上了年纪的常客，落寞的人，特立独行的人，游客，巴黎大学的学生，还有在阴凉的露台上坐着的商人，他正冲着自己的大吼大叫。拐角处的商店都开了门，于是，街上变得色彩缤纷，充满动感。我们的桌子就是这条溪流中的旋涡：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赶紧用外语和法语交谈了起来，尽情享受眼前的风景，陶醉于厨房中传来的食物的香味。
“这就是人们到咖啡馆来的原因，不是吗？”我的朋友问道，“是为了这个——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圣日耳曼德佩区的咖啡馆曾是巴黎必不可少的大人物——比如让-保罗·萨特、毕加索、海明威等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如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跟风捧场的人都自此消失了，虽然这里的几十家咖啡馆依然存在。和大部分游客认为咖啡馆过时的想法相反，双叟咖啡馆和花神咖啡馆是例外，这两处精致高雅的“旅游陷阱”长盛不衰，依然大受非巴黎本地人的欢迎。
朋友和我原本并不打算在翡翠咖啡馆见面，那里如今已是赶时髦的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它的名字一直是太子咖啡馆。由于我们不常到这家咖啡馆来，所以都忘记了这种转变。太子咖啡馆的小隔间，还有隔间内南瓜色、滑溜溜的鼹鼠皮座椅都不见了。翡翠咖啡馆开始转型为怀旧主题的景点，所有东西都换成了仿古木制品，一条鲑肉色的霓虹灯管从天花板的这一头穿到那一头。但是近年来，这里走起了极简抽象风，所有东西都是灰色或者黑色，店里还用巨大的字母拼出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们的名字，这些人过去常常到这个社区来，但是现在都不再出现了——他们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就是不愿在这些装腔作势的新时代面前丢人现眼。
为老太子咖啡馆和它那丑陋的七十年代装修、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黑焦油般的咖啡而哀叹，无疑是荒唐可笑的。但是正如我的朋友指出的，装修、食物和咖啡在常客眼里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感觉和气氛，侍者和顾客之间、侍者和老板之间、老板和顾客之间、顾客和顾客之间如蜘蛛结网一般的关系。
这面网是在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中结成的。摄影师罗贝尔·杜瓦诺在捕捉这种具有法国特色的缩影方面付出的努力大概比其他人都多，从他的那些构图精巧的黑白影像中就可见一斑。它们已经变成和贝雷帽、法棍面包、滚球戏玩家和成熟的卡门培尔乳酪一样的标志物和过去时代的象征。
罗贝尔·杜瓦诺 (Robert Doisneau)作品
不管是否俗气或老套，今天，大部分的巴黎咖啡馆依然是归家族所有或者由家族经营，而且许多咖啡馆是自上一辈传承下来的，关系网和相关的一切也随之传承。这些极其大众化的社会机构是官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部分原因是它们正在逐渐消失，一部分是因为有一些店其实能提供很像样的食物，而且已经引来美食评论家们。正在重新审视咖啡馆和它们的兄弟姐妹们：小酒馆和啤酒馆。人们曾在十年前的年度酒馆节上宣传前路坎坷的咖啡馆复兴，那是一个在9 月下旬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盛会。这个现代酒神节的特色活动是舞蹈、尽情吃喝，而且通常都会闹过了头。因为活动非常成功，全法国都纷纷效仿，直到它渐渐退出巴黎公众的视野。人们不再需要它了：那时候，巴黎“新潮派文化运动”开始了，咖啡馆变成日常聚会的场所。
与这种思潮相反，讲求时尚高端生活方式的时尚界接受了咖啡馆的概念，将它与饮食店相结合，以此向20世纪晚期创始于伦敦和纽约的消费主义致敬。
如今，时髦的巴黎人会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维珍大卖场里买DVD，然后在维珍咖啡馆消磨时间；他们在安普里奥·阿玛尼给钱夹减负，在瘦得像闪电般的人们中间贪婪地吸吮拿铁咖啡；或者在时髦的布勒咖啡馆里吃午饭之前，去华丽的福堡·圣-奥诺雷路上的浪凡店内把玩饰品。
喜欢自己动手的人会前往著名的BHV百货商店底层的五金专区，布里克洛咖啡馆就在那里，位于仿20世纪初风格的五金商店中。
这种沉醉于的风潮还出现了另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一幕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灯塔咖啡馆开始的。作为城中第一家哲学咖啡馆，也算得上当时最有人气的一家。那里永远坐满了戴着眼镜的书呆子和故作姿态的哲学家，人人手捧哲学家帕斯卡尔、笛卡尔、加缪、萨特、德勒兹、鲍德里亚和福柯的大部头。而且，巴黎城内还衍生出了几十个类似的聚集地。
皮埃尔·奈芙和赫胥黎，花神咖啡馆，摄影：罗贝尔·杜瓦诺
我决定陪我的英国朋友去她当时最爱去的咖啡馆，参加她的午后咖啡聚会，那家咖啡馆在奥德翁区的文学扎堆爱好者。咖啡馆的名字叫“Les Editeurs”，意为“出版商”。几家备受尊崇、历史攸久出版社还在附近经营，它们向这家咖啡馆捐赠了许多书。出版商咖啡馆甚至还自设文学奖项。和翡翠咖啡馆以及其他无数的咖啡馆一样，在上世纪之交，这家咖啡馆也经历了彻头彻尾的改造。在转变之前，它是一家庸俗的阿尔萨斯风格的小餐馆。
如今店里有木桌和舒适的长毛绒扶手椅、有品位的版画，当然，还有吱吱嘎嘎的书架。实际上，法国作家和编辑们确实会在这里碰头。出版商咖啡馆摆脱了鼹鼠皮和油毡，重塑了自我，在这方面，它做得比大部分的咖啡馆都成功。
当我在楼上品尝美味的意大利咖啡，听着笔和指甲划过或者在触摸屏上跳踢踏舞的声音时，我想起，自己在巴黎认识的大部分职业作家都是咖啡馆的常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最中意的咖啡馆名单。很少有人在公共场合做严肃的工作。我猜，她随身携带精美的墨水笔、皮革包边便签簿、笔记本电脑和便携设备是用来写电子邮件、做网上银行业务、写信回她皮奥利亚的老家，写巴黎大学课程大纲或者购物清单的，可悲的是，这些杰作都是无法发表的。
波伏瓦在花神咖啡馆
我向我的英国朋友道别，然后乘坐96路公共汽车到城市的另一端。我要完成几项严肃的工作：途中，我打算数一数我们经过的咖啡馆的数量。我估算了一下，在奥德翁和博马舍大道之间有大约一千家咖啡馆，这时候，一个穿了脐环的肚脐眼和一份打开的《世界报》封锁了我的视线。
任何一位略有生活阅历的人都会告诉你，暴饮暴食有很多种形式，包括偶尔进行自我的欲望。带着这个念头，我决定下车，再喝一杯咖啡，不过这杯是déca（无的）。从公共汽车站走到街道对面，在离奥贝康夫路和圣莫尔路最近的地方，能看到沙邦咖啡馆。要充分领略这家老店的魅力，你就必须懂几句巴黎的俚语。“Branché”的意思是时髦、酷、、时尚等，不过，2010 年之后，“branché”不再“branché”了，它被tendance（流行）、trendy（时尚）、cool（酷）和underground（地下先锋）这几个词取代了。实际上，“branché”已经“démodé”（过时），而且，如今它往往会被当成贬义词，因为它暗含着缺乏真实性和太过“frime”（虚假）的意思。就像另一个相关的词“frimeur”一样：“Fimeur”指的是装腔作势，而且还指对他人有害的一类人，就是那种在当代最糟糕的法国电影中担任主演的人，或者在那些吃着公饷、喝着拿铁咖啡的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建造奇丑无比的建筑的人，这些自由党人们被称为“鱼子酱左派”。“Frimeur”在沙邦咖啡馆中很常见。
幸运的是，沙邦咖啡馆的铁杆粉丝、众多“frimeur”直到下班之后才出现。他们大部分都在建筑事务所里做事，所以，上午或者午后到咖啡馆一游是件乐事。我坐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那些穿着运动鞋、没有穿制服的侍者，欣赏那些优雅地坐在隔间里，或者在巨大的镜子前摆好姿势的潮人。有几个人看着烟雾从自己的嘴里和鼻孔中翻滚而出，仿佛斯大林时代的煤电厂。这种特别“frimeur”的行为如今成了人行道旁露台上独有的一道风景，正如沙邦咖啡馆中的情景一样。通常，这些露台都直接通往室内无烟区。这是一种颠覆禁烟令的branché方式，因此，人们广泛认为这很cool，很tendence，很trendy，而且très underground（很前卫）。
在摄入足够让我保持清醒，直到第二天的“桌椅仪式”重新开始的物之后，我坐立不安，没办法回办公室里工作。
艾莉森同意和我回拉丁区的巴尔扎尔酒馆会合，我们不顾一切地痛饮了几轮啤酒，偷听一对偷情男女的谈话，然后决定继续走，到我们的另一个“食堂”，先贤祠附近的雷风藤餐厅去吃饭。
在吃完鸡心沙拉、肉酱、配有黄芥末酱的兔肾、柔软的胰脏、奶油野生蘑菇、草莓派和一整杯冰凉的布鲁依牌葡萄酒之后，我的肝脏需要歇一会儿了。肚子里已经容不下咖啡。于是，真见鬼，我们决定在原来蕾妮夫人的那家咖啡馆——也就是现在我们要用咆哮的方式说出的“我们窗户下面那家咖啡馆”里——给这个夜晚画上句号。那天等我们回到那里时已经是下半夜，店主早关门了。“哎呀，”我对其中一个店主大叫道，“你们今晚不会把我们吵醒了。”艾莉森和我一前一后地打了个哈欠，道过晚安，然后——和往常一样在次日早晨的“桌椅舞”陪伴下醒来。
在巴黎，生活就是一家咖啡馆。
本文节选自《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三联书店，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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