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黄志凌 : 怎样理解与有效破解投融资市场“钱的困惑” “非洲很多行业快被中国人卷死了”

观点 | 黄志凌 : 怎样理解与有效破解投融资市场“钱的困惑” “非洲很多行业快被中国人卷死了”， 

观点 | 黄志凌 : 怎样理解与有效破解投融资市场“钱的困惑”

转载于：银行家杂志｜作者：黄志凌

2023年初疫情防控政策结束之后，政府主导投资再次成为经济恢复的主要推动力，投融资问题也相应成为市场的热点话题。关于投融资的概念，业界有共识，辞典也有定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投融资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政策研究视角的投融资往往聚焦于狭义投融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国家战略、政府意愿相关的重大项目上，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项目规模巨大、建设期长、宏观效益大于微观效益、远期收益大于即期收益。由于职业背景原因，我对于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兴趣一直集中在狭义投融资领域，并且在选题与破题上都习惯于从投融资的体制困惑、政策困惑与市场困惑入手。调研发现，近年来投融资市场情绪发生很大变化，投融资主体谈论的焦点从投融资体制改革，转为疫情期间的投融资政策，再转为当前以“钱”为核心的投融资市场困惑。为此，全面解剖这个备受困惑的“钱”到底是怎样的“钱”，探寻投融资所需要的“钱”到底是怎样的“钱”，为了得到这个“钱”、用好这个“钱”，我们该怎样进行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当前经济恢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长远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投融资主体都在为“钱”而烦恼

研究投融资始终离不开“钱”字，实际上投融资也是聚焦于“钱”。投融资因“钱”而生、因“钱”而兴。投融资市场始终围绕“钱”的困惑来发展，投融资技术、投融资模式、投融资体制与投融资政策的创新、发展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钱”。虽然投融资和融资者都在说“钱”，但研究发现双方关注点截然不同。投资者主要关注钱给谁、用在什么项目上、失败的概率有多大、政策风险有多大、能承受多大的风险与损失、项目成功的收益有多大、收益能否兑现等；融资者主要关注到哪里才能找到钱、成本有多高、用钱的条件是否符合项目的特点、条件能否承受等。为了避免歧义，本文所涉及的投资者主要是指项目的出资股东或债权人，而融资者是指项目策划和发起人。

这说明，投融资市场上通行的“钱”，与投融资本质属性所对应的“钱”并不是一回事。许多人将资本市场上的投融资理念模式移植到投融资市场，将商业银行的负债理论与模式运用到投融资实践，短借长用，导致投资行为“快钱化”、融资行为“到手再说”，严重扭曲投融资市场本源意义上“钱”的本质。这是当前投融资市场诸多困惑产生的关键成因。

我们先来看看融资者的抱怨。一是找“钱”难。进入经济恢复期之后，市场主体明显感到融资难度比过去要难得多，主要是因为全球货币政策调整叠加风险集中暴露，使得“钱”变得相对短缺，有钱的人也越来越谨慎。

从国际市场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加息周期，叠加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风险暴露，导致国际市场长期资金匮乏，甚至不少欠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都陷入危机。2022年至2023年间，美元和欧元连续多轮加息，累积加息幅度超过400个基点，由此导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撤出，向欧美市场回流。部分欠发达国家正面临外汇储备枯竭，本国货币贬值的危机，部分国家出现主权债务违约。虽然美欧货币政策外溢对中国的影响被人民银行自主货币政策所冲销，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快了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调整，尤其是美国政府通过出台多项法案加大对华贸易打压和技术封锁，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区域化政策等，在科技领域限制对中国的投资，使得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难度大大增加1。

从国内市场看，虽然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整体相对宽松，但金融市场微观风险暴露大量增加，也带来融资难度增加。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存在较大违约的风险；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风险集中暴露，相关风险传导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资产管理机构等。这些都严重影响资金供给端的市场情绪。

二是“钱”很贵。从国际上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资本回流效应在全球外溢，同时国际地缘风险上升，国际市场资金成本要比国内高得多。美联储于2022年3月—2023年7月期间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5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5.25%—5.50%区间2。欧洲中央银行于2022年7月—2023年10月期间连续10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450个基点。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利率将分别提升至4.5%、4.75%和4.0%（虽然2024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下调25个基点，但整体利率水平仍然处于高位）。

从国内市场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由于市场上违约成本快速攀升，债务风险抬升预期损失，融资成本步入惯性上升通道。因此，即使国内名义平均利率水平比较低，但真要是找到钱，综合成本也要比名义利率高得多。譬如市场关注的城投非标融资，2018年-2023年期间，市场共发生了超过200笔城投非标资产的信用事件，而潜在的违约压力要明显大于统计的违约率。

三是钱的条件越来越“苛刻”。融资都是有条件的，没有无条件的融资，金融就是有条件的让渡资金使用权，这本来是正常的金融底层逻辑。但现在各种有悖于常理的显性条款、需要提供的隐形承诺，已经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逻辑。越来越多融资者反映一些融资条件难以承受，进一步加剧了融资难度和运行风险。

再来看看投资者的抱怨。一是项目难找。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使得一些传统的“好项目”不一定还好，比如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融资在以前是好项目，现在则不然。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新的潜在“好”考验投资者能力，但很多投资者识别能力有限，叠加历史损失太大导致疑心太重，使得潜在好项目蒙冤。

二是进得来，出不易。投资者普遍反映，现在做投资首先考虑的不是回报，而是怎么才能够退出。投资项目退出机制不畅，是投资行为“快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市场经常谈论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城投平台经营困难，部分下游承包商被拖欠工程款，供应商被拖欠货款等现象。账款拖欠的“连环套”表现为政府欠国企、国企欠民企、民企互相拖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自202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持续上升。2024年4月末，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周期为66.7天，其中私营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69.2天。部分地区政府化债实施后，部分下游企业应收账款债权转化成债务重整后的新成立公司的股权，债权人变成小股东，后续如何退出，权益如何保障面临不确定性。

我们注意到，2023年9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方案》，强调解决好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事关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预期，事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必须高度重视。省级政府要对本地区清欠工作负总责，抓紧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解开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连环套”，央企国企要带头偿还。要突出实质性清偿，加强政策支持、统筹调度和监督考核，努力做到应清尽清，着力构建长效机制。

三是不确定性难以忍受。不确定性是投资过程中最难以预测的。现实中，经常是各方在投资之前都谈好了条款，但正式签约之后，业主在变、地方政府在变、投资人也在变，甚至项目建成投产以后迅速见到实效或者很长时间难以见到实效，大家都想变。这种不确定性是投资者难以承受的。

有人说，过去融资者是弱势群体，现在投资者变成弱势群体。我对此并不十分认同。我认为，投资者有软肋，融资者有软肋，地方政府也有软肋，但大家也都有不同时点和项目上的“强势”表现，这反映出现在投融资市场情绪异常复杂。

体现狭义投融资本质属性的“钱”到底是什么样的“钱”

投资者和融资者之所以说到“钱”都在抱怨，可能是对狭义投融资涉及“钱”的特殊性认识不到位。正如前面提到的，狭义投融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战略需求、政府阶段性特殊需求等领域。这些投融资项目表现出规模巨大建设期长、宏观效益大于微观效益、远期收益大于即期收益等特征。只有深刻理解这种投融资行为的特殊含义，才能把握投融资中“钱”的特殊性。

（一）投融资的投资不是普通的投资

一是必须借助于外源融资的投资。普通投资也许可以利用历年留存收益融资，实现自我循环发展。但投融资项目的长周期、低回报属性，使得其内源融资先天不足，必须借助外源融资才能发展，这是投融资与普通投资的重大差别。譬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用于支持有一定收益但难以商业化合规融资的重大公益性项目，其支持领域项目在长周期、低回报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田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项目。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成为稳投资的重要支撑，2019年发行25882亿元，2020年发行36019亿元，2021年发行35844亿元，2022年发行40384亿元，2023年发行39555亿元，2024年计划额度3.9万亿元。

二是多元投资主体的价值观的求同存异。普通投资并不要求投资主体的价值观求同存异，因为这种投资是快钱，价值观不一致随时可以撤资。但投融资的投资主体，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项目投资期很长，不求同存异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我们研究发现，国际上的投融资项目，凡是失败的大都是因为投资主体价值观不一致，最终产生风险。

三是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前提。普通投资不一定需要项目可行性研究，因此很多项目具备清晰且成熟的商业逻辑。但投融资项目要想成功，必须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做得好，成功几率就高；可行研究做得差，特别是变成形式主义，失败几率就大。

四是投资管理团队是基础。投资管理团队是投融资项目执行好坏的关键。如果不具备一个很好的优秀管理团队，即便技术经济分析和可行性研究做得再好、各个投资主体的价值观都是一致的，项目也是不会成功。即使处于风口上的项目成功了，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完整的投资管理团队应具备复合型的功能，涵盖投资机会挖掘、项目决策分析、方案规划、工程管理、投后管理和赋能等功能维度。部分头部央企建立了较完善的投资管理制度，但在地方政府层面，项目投资管理不同阶段、不同功能维度之间缺少有效的统筹和配合，投资决策主体和运营主体分离，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投融资的投资不能是“热钱”交易行为。如果投资是一个热钱行为，它是肯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和投融资的本质属性是相悖的，是不匹配的。

（二）投融资的融资不是普通的融资

融资的本质是想做一件事情，自己钱不够，必须找别人借，但不同的融资需求对于“钱”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消费目的的融资和经营周转融资，譬如典型的消费信贷与贸易融资以及临时搭桥贷款，重点是把握好“正常需求”与“合理额度”，对于资金的长短性质和价格高低的容忍度较高。但对于投融资性质的融资需求，无法简单用“正常需求”与“合理额度”这两条来判断把握。这与投融资特殊的投资范围和收益性质有关，它往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判断，单纯从项目本身、从技术角度分析判断往往难以决策。而且投融资以专项融资与封闭运行为主要特征，对于“钱”的期限和价格比较“挑剔”。因此，投融资的融资不能“饥不择食”。如果融资“饥不择食”，后遗症不可避免。

（三）投融资需要的“钱”本质上是“耐心资本”

从狭义投融资的本质出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钱”？我认为，投融资需要的“钱”，本质上是耐心资本。关于耐心资本，有许多专门文章，也有专著，我觉得从投融资政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耐心资本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从价值观上看，这里的耐心资本是追求长期回报的资本，是与投融资的长期性融资要求高度匹配的。二是从风险观上看，这里的耐心资本是具有较高风险承担能力的资本。所有的资本都必须具有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之所以被称之为耐心资本，其承担风险意愿和能力比普通资本要高。三是从生存观上看，耐心资本是拥有研究能力的资本。耐心资本不是简单的“躺平、靠天吃饭”，其耐心来自于他的研究能力，即对市场的研究能力、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能力、对国际地缘政治的研究能力等。除此之外，从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实践方向上看，用于投向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耐心资本”，与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产业的“耐心资本”，其实现长期回报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可谓同源同归。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生产生活配套，改善区域环境，其长期回报需要通过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部和外部效益来实现。而培育产业，发展科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最有效路径。

（四）培育“耐心资本”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耐心资本最早由证监会提出。2023年底，证监会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提出，“大力推进投资端改革，推动健全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引导投资机构强化逆周期布局，壮大‘耐心资本’”。其中，“耐心资本”这一表述引发广泛关注。随后，中央政治局接受“耐心资本”概念。2024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中央提出壮大耐心资本的背景，不仅是针对资本市场波动，更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活动周期不确定、创新成果不确定性，多数尚在初创阶段的科创企业通常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成长的烦恼”。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引入更多金融资源，引导长线资金不断加大供给。而强化金融创新、壮大“耐心资本”，正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怎样将耐心资本引入投资市场，是未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既要研究怎样在国际上寻找吸引耐心资本，又要在国内通过政策来培育耐心资本，使更多“快钱”转化成耐心资本。当然，如何形成基础设施投融资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保障“耐心资本”长期可持续回报的路径畅通，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问题4。

改善投融资生态是事关投融资发展方向的大事

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注意到，地方政府普遍困惑是招商引资的“三板斧”失灵了。以前，只要土地、税收与劳动力这“三板斧”力度够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就无往不利。但自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反映这套打法不灵了。具体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升级之后，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是高新技术产业，这种高层次投融资行为与过去低端制造业投融资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市场规律，从过去对土地、税收优惠高度转为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融资生态的高度敏感5。

除了高技术产业升级带来的影响之外，其他的导致“三板斧”失灵的影响因素思考，即部分地区存在产业园空心化，产业发展大幅低于预期的现象。部分地区产业园建设过剩，产业入驻不足，产业项目异化为地产开发项目。从产业角度，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扩大产能的动力不足，区域经济活力下降。从政府角度，由于土地出让、企业税收等收入不及预期，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进一步加剧，政府投资被压缩，进一步影响地方经济活力。从银行角度，产业园项目建设投资周期长，见效慢，产业培育不确定大，在风险偏好和业务惯性的影响下，对相关产业项目支持力度不足。

显然，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在招商引资不利时，就采取了一些“饥不择食”的做法，虽然短期看是招商引资效果“轰轰烈烈”，但随之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最典型就是投融资违约，有的违约是期限不匹配，有的则是资金性质不匹配。而且由于资金性质不匹配，很多融资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兜底条款、抽屉协议等，对地方政府和项目运营产生了很大压力。而投融资项目一旦违约或毁约，就会对当地融资环境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那么，在新的投融资格局下投资者究竟关心什么，地方政府可以从哪些地方改善招商引资？调研中发现，目前的投资者主要关注以下三点：首先，地方政府的承诺会不会变。各种形式的座谈中投资者时常抱怨，地方政府承诺改变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府即使不变，也会拖延，使投资者备受煎熬。其次，情感温度与法治环境。情感温度不是简单的“语言热情”，情感温度是能够感受到的“真诚”，是法治环境的完善与公平公正，是稳定的投资者预期。最后，知识产权保护。只有切实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高技术项目才有意愿在当地落户6。

面对融资者、投资者、地方政府的诸多困惑，我们迫切感受到，培育高质量、高效率的投融资市场，不仅需要政策部门保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还需要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积极推进投融资生态体系建设7，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困惑。

在未来经济发展战略落实中，投融资仍然是最重要的工具，培育高效率高质量的投融资市场，是继续简单增加政策含量还是着力持续改善投融资生态？这是一个事关中国投融资改革发展方向的大事。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投融资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技术革命风险的不确定高、收益覆盖风险的难度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投融资项目所需要的“钱”本质上是耐心资本。短期政策力度对于交易性投资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投融资决策没有决定意义。耐心资本更关心投融资生态，只有投融资生态良好，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耐心资本进入投融资市场。

投融资生态很重要，但对于投融资生态的理解不能狭隘。地方政府当然是投融资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要积极主动服务、提高行政效率，但投融资市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才是投融资生态的关键部分。完善的投融资市场专业化服务机构是耐心资本和投融资项目的桥梁，是投融资市场质量和效率的依托。这里尤其想强调的是，高水平的投融资咨询机构应该在区域投融资生态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投融资咨询行业必须直面市场困惑，提供破解困惑的专业解决方案。作为投融资咨询行业主体的工程咨询公司，不能只回答技术问题，“与己无关”的江湖式回避困惑言行是咨询能力不足的表现。未来整个工程咨询行业也面临发展转型的问题：投融资的投资咨询是工程咨询还是金融咨询，如果兼而有之，金融咨询的重点是什么？逻辑上，金融咨询包含投资咨询和融资咨询，简而言之，应为资金找项目，为项目找资金，实现资产资源（项目机会）和资金的双向匹配。此外，现在工程咨询评估中对真正意义上的投资环境评估往往不太重视，但投资者很关心，需要咨询机构秉持独立的第三方立场，具备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能力。建立在科学评估基础上投融资匹配建议（方案），是检验投融资咨询机构专业能力的试金石。

我们在调研座谈中深切感到，准确理解投融资生态，把握投融资生态的培育方向，最核心的是优秀的信用文化与专业化的投资服务体系。我们经常听到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但吸引耐心资本仅有需求是不够的，“需求+投融资生态”缺一不可。良好的投融资生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投融资生态就像自然生态一样，损毁容易、恢复难，建设高质量的良性循环的投融资生态更是难上加难。

警惕投资主体“幕后化”倾向带来的潜在风险

调研发现，随着地方债务管理进入全面规范期，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加速剥离，地方投融资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PPP、产业引导基金、投资人+EPC等模式推广应用，社会资本逐渐走向前台，部分建筑施工企业或被动或主动转型，承担很多投资主体的责任。由此我们发现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真正的投资主体“幕后化”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

我们在深入施工建筑企业调研中首先感觉到的突出问题是，投资主体“幕后化”导致建筑业逐步偏离主责主业，并有可能引发建筑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建筑业居于产业链的中游，产量主要由需求直接驱动，不受存货与产能的干扰，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市场参与主体间多方博弈和平衡态势决定了行业风险趋势。建筑业的参与主体包括投资人、实施单位、分包商、供应商、金融机构等，各方之间紧密联系又互相制约，共同构成建筑业的平衡。传统投融资模式下，政府和企业是投资活动发起人和投资主体，其关注项目进度、质量、建设成本，但在专业性上有所欠缺，需通过项目管理总包、监理服务、造价管理、全过程咨询等形式聘请专业机构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把控。但投资主体“幕后化”使原有的职责分工出现错位，主要会出现一些不为人们注意的衍生风险：

一是建筑业逐步偏离主责主业，甚至偏离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近年来PPP模式8的蓬勃发展，部分项目中建筑施工企业作为实际建设方成为了申贷主体。实践中，建筑施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向比拼资金实力和融资渠道偏移，而相对弱化对施工管理能力、技术装备、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关注程度，逐渐丧失传统优势。偏离主责主业导致部分建筑施工企业虽然名义上属于建筑业，但承担的职责主要是业主责任，有时直接成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的“白手套”，具体的建筑施工等专业性工作都通过转包分包等方式由规模更小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担，项目建设的技术水平和工程质量必然出现下滑。为此PPP项目政策在2023年进行了较大调整9。

二是建筑业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风险，建筑业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一般来说，建筑施工企业只是承担建设职责，建设的技术水平和工程质量应该是建筑施工企业负主要责任的。在建筑施工企业介入的PPP模式中，企业不仅承担建设责任和融资责任，一般也还包括运营管理责任；但在实际的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建筑施工企业往往又处于从属地位，在项目出现重大风险时易沦为投资决策失败的主要牵连方，导致建筑业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

三是建筑业风险扩散还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目前的投融资模式中，建筑施工企业带资建设在出现项目失败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将风险损失向下游转移，相关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分包商以及施工人员权益（尤其是大量的农民工工资）难以保障，继而形成潜在社会稳定风险。为此，2018年发布的《政府投资条例》已明确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不仅如此，我们在调研中还深刻感受到，投资主体“幕后化”也增大了投融资风险，尤其是金融机构的非正常风险。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等，其中自筹资金、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是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专项债、城投债、PPP的其他社会资金、非标融资等均属于自筹资金。进一步穿透分析，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如专项债资金通常选择商业银行作为发行机构和承销机构，一旦出现违约承销商需承担连带责任；项目建设通常要求至少20%的资本金比例，建设单位可通过明股实债等方式向金融机构筹集，进一步压缩自有资金投入比例。这将导致金融机构在开展此类授信业务面临极大的风险控制压力，因为形式上的投资主体并不能真正进行投资决策，实质上的投资主体又基本不在银行授信风险分析的范围之内。在同样的授信额度下，金融机构面对建筑施工企业参与此类投资主体“幕后化”模式的风险要比面对传统投资主体的风险要大得多，也更难分析得多。不仅如此，城投企业依托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背书，信用评级与账面资产不断“升级”，使得城投企业也开始热衷于金融业务与金融模式，并日益金融化；建筑施工企业在PPP等模式中，逐渐偏离主业而聚焦融资业务，也出现日益明显的金融化倾向。非金融机构的金融化，在总体上是弊大于利，应该在宏观管理层面引起的高度重视10。

投融资模式创新也要把握底层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升级，已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格局，投融资模式的创新在支持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与此同时，商业模式和融资结构不断变化的背后，也潜藏着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的风险，必须警惕由此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问题。不仅如此，在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掩盖下，项目支出责任层层转移，投资主体逐渐“幕后化”，衍生的相关问题更是不容忽视。

为此，地方政府要深刻理解政府主导或政策驱动型投融资的本质属性，明确城投企业应该负起的职责。在逻辑上，城投公司（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公共领域专业投资公司）既是投资主体，也是当然的业主，他们既有行业市场经验，也有企业运行管理经验，如果只管规划与立项，其他的职责完全让施工建筑企业从筹资到设计到施工到验收到日常经营，承担全部筹资主体施工主体与经营主体责任，而真正的业主不负责任，久而久之，城投公司就逐渐政府机关化，而施工建筑企业不断被迫跨界，不仅荒废专业优势，还会在设计施工与验收中做手脚，严重影响公共利益与效益，各方风险（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不断积累，最终的政治与社会风险还是由政府承担，而债务风险只能由银行承担。

建筑施工企业在新形势下也需重新梳理业务模式，聚焦主业与专业优势。不排除发展过程中从施工承包商向长期运营服务商纵向延伸，采用BT、BOT、PPP等模式进入城镇供水、垃圾处理、公共交通领域，开展建营一体化业务，但必须具有相关专业领域的运营能力，实践中最好采用联合有经验的专业经营管理者的方式。建筑施工企业最终还是要以技术进步驱动发展，推进设计施工建筑全流程的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擦亮基建强国的中国名片，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金融机构作为投融资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对建筑施工企业的授信技术可能需要升级或重构，严格评估施工建筑企业的投资性需求，尤其是重视PPP模式下项目建成之后的运营能力评估。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投融资模式也不断创新，这是必然的，但改革创新也要符合基本的业务逻辑。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逐步规范和趋严，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投资主体“幕后化”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将使原有的投融资初衷被“异化”，甚至产生更多的衍生风险；当前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中应同步解决投资主体“幕后化”问题，既可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也可以促进市场主体“各归其位”、培养专业优势、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运行。

注： 1.2024年6月21日，美国财政部在发布了165页的《建议规则制定公告》（NPRM）草案，以限制美国人在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本次规则是在2023年8月拜登行政令的基础上的规则细化，主要限制美国人通过股权投资于中国。

2.2024年6月仍保持上述利率。

3.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成为稳投资的重要支撑，2019年发行25882亿，2020年发行36019亿，2021年发行35844亿，2022年发行40384亿，2023年发行39555亿，2024年计划额度3.9万亿。

4.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短期与长期的衔接，可参考黄志凌《世界经济增长与新科技革命》，经济日报2015年3月3日《理论周刊》

5. 参见黄志凌《困而不惑——辨析中国投资与金融疑惑》第一章，(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第27——39页。

6.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参见黄志凌《疫后外资利用策略可望升级》，《瞭望》2020年第14期，15-17页。

7.投融资生态与营商环境高度相关。参见黄志凌《从区域经济分化看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金融时报》2019年8月24日。

8.PPP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对PPP进行了明确义，其中Private指的就是“私营部门”，通过引入有效的私营部门，既能缓解公共财政压力，也有助于提高公共设施及服务的供给效率。我国对于PPP项目中的“Private”定义为“社会资本”，且实践中的“主体要求”也与国外有不同。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第二条规定，“本指南所称社会资本是指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境内外企业法人，但不包括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

9.《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3〕115号，要求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宽民间投资空间，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高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政府付费只能按规定补贴运营、不能补贴建设成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应全部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实施。

10.有关智库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估算，自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城投公司债务，已经占到中国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40%以上；从规模上来看，2022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中属于城投公司债务已达88万亿元。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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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很多行业快被中国人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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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容易赚大钱，也容易被搞垮，华人太能内卷。

作者丨覃倩雯

编辑 | 姚凯飞

品牌出海越来越热，欧洲、北美、东南亚战场已经烽烟四起、硝烟遍地，如果要问眼下哪里还有新市场新机会能搏一把，大多数人的答案也许是“非洲”。

60、70代开始，曾先后有三四批中国人踏入非洲工作、生活，从老一批企业家靠卖生产销售拖鞋、脸盆等日用品发家，到中资企业出海潮流带来的“非洲内卷”，许多出海人和企业在那里扎根。

虽然中国人在非洲淘金的历史已经足足有30年多年，但对于这片被视为“出海新兴市场”的土地，许多人对它的了解寥寥无几，甚至很多人难免会浮现贫穷落后、战乱动荡这样的刻板印象。较之发达地区，这里的电商市场尚处于襁褓阶段，年均在线销售额不超200亿美元，仅占总零售额余额3.5%的份额。

眼下，上千万个中国出海人和出海企业正走向非洲“淘金”。人们对非洲市场又有新的疑问：当地的商业环境如何、司法环境如何，非洲哪些市场仍然是“蓝海”，和中国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用人差异，那些老企业家、新出海人在非洲靠什么淘金？

鲸犀和一位出海非洲多年的从业者朱冬聊了聊，听他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和他们眼里的非洲市场。

在他看来，对于创业者而言，非洲是一个机会之地，早期没门槛的行业很容易赚大钱，也很容易被搞垮，基本已经被中国人内卷完了，现在要去淘金的创业者，一定要想好自己的门槛是什么，防止被中国人自己卷倒。

以下为我们与朱冬的对话内容，雷峰网鲸犀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与整理。

鲸犀：毕业就去了非洲，是因为什么契机呢？

朱冬：我在读MBA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去卢旺达做交换的项目，做了半个学期，其中1-2周要到当地做实地调研。暑假的时候，当时中国学商科的人在美国不好找实习，就刚好在学院内部招聘网站上找了一个外派加纳2个月的实习工作，并在阿克拉（就是那个疫情期间爆火的棺材舞所在地）呆了两个月。

毕业之后机缘巧合入职了一家广州的贸易公司，后面就在尼日利亚分部工作了6年，见识了各行各业。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市场，人口第一大国，并且自我感觉比南非安全，南非以白人为主导，过去的话竞争优势不大，并且尼日利亚当时有石油、有美金，就有购买力，人口2亿多，所以选择了尼日利亚。

鲸犀：最早在非洲卖得好的是中国日用品吗？

朱冬：是的。当时90年代就有一批人开始往非洲进口一些日用品，比如我之前工作的公司，卖手电筒、打火机，十几个人一年能卖好几亿人民币的流水。国内的制造业太厉害了，成本巨便宜，价格特别有竞争力。

鲸犀：听起来，出海非洲的创业门槛很低？

朱冬：没错。在尼日利亚找到一个好的品类和目标客户，然后国内寻找货源，订货，发货，找一个华人开设的包清关的公司清关，收款，换成美金，特别的简单，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外贸知识。2000年，当时有几个华人朋友就开始创业了，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打电话订货、订船、安排清关，唯一需要外出的就是去银行取钱换汇和买菜，丰厚的利润让他们可以在当地置办很好的物业，孩子可以在两三万美金一年的国际学校上学，生活非常滋润。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国内贸易公司就在当地设立一个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租一个民房作为办公地址（租金一年就5-6万人民币），很容易就做到一年几十万美金利润。那时候招聘的门槛就是本科，有四六级证书，这里面有头脑的人会发展得特别好。比如，当时有一个本科学校不太好的朋友毕业到这边是一个月工资8000，一两年还完欠的钱以后，就开始自己出去卖某种工业用品。我2014年过去的时候，他们办公室就几个人，后来一年可以做到六亿美金，办公室也才十几个人。

后来很多纺织品/百货的非洲当地大客户直接去中国寻找货源，利润打薄了。这些贸易公司发现大客户难找，就直接将仓库设置在当地的批发市场，目标就是当地的中小客户。他们雇佣几个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要英语过了六级和胆大，就可以直接去市场卖货。因为中国人效率高，款式上新快，发货也快，在中小商家面前特别具备竞争力，他们也可以过的很滋润。

不过，这几年这些小公司把全行业的利润打下去了。比如某个公司自己做一个手电筒卖，然后另一个公司又把这个手电筒山寨为另一个品牌，员工离职单干后又再山寨一次，下面的人一直跳槽，自己做。过去大量的本科初级职业经理人就是做这个行当，不断削减利润竞争，所以现在出海非洲做日用百货这行业已经基本不那么容易了。

鲸犀：等于是华人垄断了当地的日用品行业？

朱冬：不止是日用品，尼日利亚当地的家居行业也被华人垄断了，基本上全部是山东、大连那边的人，因为中土、中建这些企业的裙带关系，加上当地又没有产线，所以很快就垄断了家居行业。还有一帮本来在福建做石材的人，他们的设备比当地先进很多，大陆式的生产管理模式成本很低，先直接卖给中资企业站稳脚跟，后来再拓展到当地客户，慢慢做大。

鲸犀：把淘汰的设备运过去，也是一条赚钱的路子？在那边开厂生产可以赚钱吗？

朱冬：第一批的香港华人就是靠生产盆子，拖鞋等起家的，现在这些工厂仍然在运营。后来就是一些淘汰落后的产能，如同上面谈到的瓷砖、玻璃行业，早些年动不动就是数亿的利润，不过门槛低、卷起来很快，利润已经没那么好了。

现在那边有好几个自贸区，最大的一个是中国土木（中铁建的海外业务部门）和尼日利亚当地政府合资的莱基自贸区，里面有港口，天然气，发电站，自来水厂等等，进口原料还可以做保税操作。过去投资的话，有对应的中国人对接，方便国内制造业公司进入当地市场。有一些门槛高的行业也开始有国内企业涉足了，比如日化行业的隆力奇已经设厂多年了。还有很多其他贸易公司也在使用自贸区的优惠和SKD/CKD（半散件组装/散件组装）来降低进口关税，形成自己的优势和壁垒，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挡住许多企图空手套白狼的投机者的。另外一些小自贸区也在运营，可以了解一下，目前水电气安保等基础设施都不再是问题了。

总的来说去非洲淘金的最后一批人就是跟着中土、中建过去的，比如做瓷砖行业的，他们在国内太卷，就把淘汰的设备、淘汰的瓷砖运到尼日利亚，转移生产能力，垄断了当地市场，因为那边不生产。那些人一年可以做到几十亿人民币流水，基本全是现金交易，毛利超高，是国内的好几倍。包括陶瓷厂、玻璃厂都做得不错，老板可能投资一年就回本了。不过现在不行了，已经卷起来了。

鲸犀：你认为这算不算走野路？

朱冬：看自己怎么理解吧。比如当地有个公司做桶装水，做得非常大，做到商超里了，利润很高，这种慢慢做品牌的，你就很难和它竞争。后来有些中国企业也去做，从水井直接抽水也不净化，很赚钱，后来老板还买了几百万美金的大平层住。

在这边的中国人大多想法是赚几年钱就走，印度人可能几代都在那里，相对来说我们竞争不过印度人。在那边的时候有很多印度朋友，他们真的把当地称为自己的家，置办永久的物业和产业，不会想着过几年衣锦还乡。后来印度人除了大量制造业以外，经营着全国最大的超市连锁SPAR（欧洲超市品牌授权经营），经营着肯德基，开办有排名前几的银行Sterling Bank，三大运营商之一Glo，可以说爬到了食物链顶端。

鲸犀：据你所知，非洲现在都有哪些行业比较卷？

朱冬：各行各业都在卷，国内的产线太饱和了，尤其是瓷砖、玻璃。像手机行业，之前传音在那边做感觉利润高一点，现在小米、oppo都过去了，价格卷到很低，比山寨机价格更低。

不过，传音厉害的地方在于当地的销售电商很少，绝大部门靠线下，收购了很多线下门店，所以其他品牌都要走他们的渠道。但是随着电商起来之后，我认为不会太长久。

鲸犀：你的意思是都是中国人互相卷，其他国家的人不卷吗？

朱冬：早期是中国人卷别人，后来中国人自己卷中国人。比如我们之前做格力空调，最开始是日本人卷，后来韩国人卷赢了日本人，美的又卷赢了韩国人，格力又卷美的，最后海信卷了所有人。当时，海信的零售价比格力的批发价还要便宜，并且空调质量不差。

鲸犀：价格便宜，质量也不差，这怎么做到的？

朱冬：他们可以无视坏账，直接铺货。比如你买LG，他找到那个LG的供应商、代理商，说你优先卖我的货，卖出去，你再给我钱，就是这样。过了一两年，就成了中国白电品牌里最大的一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好像不在乎利润。

鲸犀：低端贸易、手机、家电可以这么打，金融支付行业呢？比如Opay有什么不同？

朱冬：互联网金融的打法跟国内一模一样，像Opay感觉就是做了一个缝合怪，相当于把支付宝+滴滴+美团的功能都堆在一起。当时做打车的时候疯狂补贴，补得跟早期的滴滴一样猛，当地人坐车都不要钱，满街都是广告，一个广告几百万人民币，连续做几个月。运营模式就是和滴滴一样，把国内的摩托车运过去，先付一笔钱，后续赚了钱再分期的方式，很激进，完全不考虑可持续性和盈利性。后面还从国内拉了中巴车、小型公交，也是免费坐。

据说美团之前要过去，还在考察，已经运了一些东西派了一帮人去考察。结果，晚了十几天的Opay在短时间内将大量人马和摩托车输送到尼日利亚，美团只得退出竞争；已经运过去的美团摩托车还没开始业务就只能贱卖退出。虽说商战规模小很多，但是激烈程度和国内是不相上下的。

鲸犀：那Opay现在业务怎么样了？

朱冬：打车线和外卖餐饮线已经被监管干掉了，因为动了当地小集团的利益，加上当时招募的大量司机素质太差出现各种事故，影响当地运营。总的来说，现在基本只剩下支付线了。当地工会很强，收割底层不能太猛。当时摩托车两轮送客业务线风评非常差，被搞垮的时候一片叫好。支付线有类似于余额宝的东西，年化利率能打3年存款，但是最主要的盈利可能还是放小贷吧。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尽头是放贷，到了国外还这样。

鲸犀：你觉得现在去非洲大家最大的顾虑点是什么？

朱冬：我觉得最大的顾虑是华人太能内卷，复制能力太强了，很容易被搞垮。当你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壁垒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搞死了。比如当初做空调、电视的那批人后来都很困难了，超额利润变高额利润，高额利润变普通利润，最后低利润甚至亏损利润都卷没了。非洲那边有大量的机会主义，所有人都想着搏一把，很多人都是赌徒，你有任何机会做起来，但也可能随时被别人干倒。

当时工作的公司最当初是卖打火机，手电筒起家的，也拿到了格力、广汽的代理权，后来吉利过去卷，行业又要被卷死了前景堪忧，文化氛围太差是最大的风险。我的总结是，雇佣的员工一定要设计好让他们赚到钱，但不能赚太多钱，太多或者太少他们都可能单干。

鲸犀：除了刚才说的华人内卷，出海非洲还会有哪些风险和文化差异吗？

朱冬：第一个，当地用人成本实际很高，员工素质差，会偷窃。我们每次做完项目都会丢4%-5%的东西，有时候保安会和外面的boy（小混混）串通，偷窃仓库十几万美金的货。另外，物流成本高，车又很破，服务比较贵，运输过程中很大可能会丢货物，如果打赔偿官司，那就得打好几年，司法成本太高。

第二个，非洲文化与中国不同，非洲当地一半穆斯林，一半基督徒，他们当地人的思想就是生命是上帝掌握的，要尽量生活得开心，没有长期规划、忧患意识，不愿加班，而中国人更具忧患意识，工作更卷。比如说他们是不愿意加班的，哪怕少赚一点钱，如果必须要加班，一定要有加班费，许多人宁可不要加班费，也要选择周末去教堂或者陪伴家人清闲的工作。拿着中式“狼性”思维去管理他们，不仅无效而且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第三个，资金流动。贸易会产生大量的外汇进出，官方汇率市场基本瘫痪。官方汇率远远低于黑市汇率，所以即使正规公司正规业务也需要通过黑市操作避免汇损。如果无意中碰到不干净的钱，可能被当地金融执法机构或者中国境内的机构扣押钱款。大约20年前后就有多个朋友碰到上百万美金资金被国内扣押，或者流转过程中碰到麻烦。鉴于某些地方政府缺钱搞远洋捕捞，（最近传音的高管就被远洋捕捞）建议资金周转尽量小额高频，避免被一网打尽；最好采用位于迪拜或者新加坡的离岸金融机构服务业务。

鲸犀：当地的营商环境算是友好的吗？

朱冬：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这些地方都属于民主社会，政体比较稳定，政府权力也没有很大，没有那种一巴掌就搞垮谁的风险。货币汇率风险也能通过专业方法对冲掉，比如合同中签订汇率补充协议，比如采购农产品或者拿东西和银行签对冲，或者现金管理，把信息流管理得稍微细致一点。

不过当地否的司法环境很差，就算法官公正，效率也非常低，比如你打索赔官司，一个官司能打好几年，等追回货款的时候货币已经贬值了很多，而且可能根本追不回。警察局报案，还要给警察好处费，就算这样也还是一拖再拖，大多都是不了了知。有一个仓库失窃的官司，我在那边6年了都没打完；还有一个经理自己偷了大约1万美金的货，人直接消失了。当地没有类似中国的身份证体系和监控体系，所以管理制度一定要精细化，不然就是筛子打水利润都漏光了。

鲸犀：有人说电商行业在国内已经算是互联网夕阳产业了，那非洲的电商呢？

朱冬：在那边做电商可能有一些机会，因为当地服务太差，买东西好几天才到，品类也不是非常齐全。因为电商的IT运营基础和物流基础跟不上，人太懒散了，专业的人不多。如果想对当地电商业务进行了解，可以打开他们排名第一的jumia.com网站进去浏览，关于价格，货品等基本面都可以看一看。Jumia某一任的COO是一位中国大陆女士，麦肯锡背景外加沃顿MBA。我经常在上面买东西，IT水平相当于京东在2009或者2010年的样子。

当然，快递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赛道。随着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互联网零售业肯定也会爆发增长，服务它们的快递业务也有很大的潜力。曾有国内的快递公司过去设点，目前覆盖不多。另外，还有公司做了两轮送货，有中国投资背景的两轮送货公司经营的不错。

整体而言，当地的电商以及IT基础设施是非常落后的，我个人感觉相当于国内10年前的水平。如果把国内的架构代码算法复制过去，就可以降维打击。这个时候可以大胆地借用孙正义的时光机理论，把国内的小赛道垂直细分市场复制过去做起来，可以小而美而且不那么卷，过的非常舒服。

鲸犀：以你的角度来说，现在出海非洲还有没有机会？

朱冬：我认为非洲那边还是有很大机会，毕竟超过14亿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摆在那里，还有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即是劳动力也是消费者，体量不容忽视。市场不是很成熟，行业利润率远高于成熟市场，机会不可错过。非洲市场类似我国90年代发展水平，我们经历的故事，很有可能再次重演，直接坐上时光机抄作业，时代不可错过。心怀希望，有时候会有惊喜。19年前后，徐工的销售曾一次拿下1000多台重型机械的销售合同给单一客户，导致股票暴涨；还有我们上面谈到的一个起点不高，纯白手起家但是做到6亿美金年销售额的朋友，在其他市场很难复制。

但是，一定要想好门槛自己的壁垒是什么，防止被中国人自己卷到倒。这些壁垒可以是大额固定投资，也可以是强专业性技术性，也可以是根植当地的售后服务体系，也可以是直达前线的供应链等等。我觉得一些小赛道比较好，看哪些行业对服务要求高，带强服务性质的强服务性的行业通常是很容易建立壁垒的。比如汽车，谁先建立了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谁就有了巨大的优势和门槛。因为服务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建议不要做纯物贸交易。

目前光储能可能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目前无论是硅板还是锂电池都处在低位，性价比可以远超柴油发电的；它又是一个强安装服务的行业，先入者可以迅速占据优势地位，可持续而且不容易被低价卷死。（当地电网处于我国80年代末水平，经常停电，一般家庭都备发电机，成本1.5元/度左右，而且经常油荒加不上油）。

鲸犀：你觉得非洲的贸易市场有多大？

朱冬：2023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2620亿美元，中国和尼日利亚贸易额也有超过200亿美元。非洲人口截止2023年已达到13亿，接近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特别快。比如尼日利亚人口在上个20年里翻了一倍达到两亿，新生儿数量超过中国。非洲的人口结构也非常年轻化，42%人口小于15岁，63%小于25岁，这些年轻人本身是劳动力，也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鲸犀：在非洲多年，你对那里的华人、华商，还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朱冬：其实去非洲发展的可以简单分为几批人。第一批人是60、70年代的时候从香港过去的，因为香港和尼日利亚当时都属于英联邦。80年代尼日利亚人均GDP已经到了2000美金，相当于我们2000年的水平。所以这批香港人过去后发现，尼日利亚太富有了，当时石油特别贵，老一代的企业家在那边生产和销售做拖鞋、脸盆这些，过去在制造业上，亚洲人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些企业慢慢发展起来了，他们不信任当地人做管理，聘用香港人成本太高，所以雇佣了一批最早80、90年代的大陆人过去。这些人在尼日利亚被称为四大家族，工厂仍在生产，在核心地段持有一些物业，不过二代，三代们基本上都生活在欧美了。

这第二批过去的华人一般是家庭两地分居，所以当时有一些去的早的华人做小姐赚钱，然后开了饭店、超市，他们江湖气息非常浓厚、很接地气，但是路子也很野，看到国内什么东西便宜就往非洲卖，以国内价格的三四倍卖，在当时因为信息差毛利百分之几百的非常好的时候确实赚了很多钱。后面他们开始将规模扩大，只不过14年左右汇率暴跌的时候很多人又一夜返贫了。

第三批就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大量贸易外溢，制造业外溢和基建外溢，那时到非洲发展的华人迅速猛增。

鲸犀：这三个外溢当时对非洲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朱冬：贸易外溢就是说当时不少企业发现了非洲这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要么和当地经销商深度合作，要么直接在当地设立办公室，开始将销售端前移，把仓库挪到非洲，并且派遣大量中方员工负责管理销售、市场和供应链。那个时候家电、手机类的国内品牌如TCL、海信、美的、华为，再到格力、康佳等“对非输出”，也在这十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传音Transsion，传音的成功启发了很多的创业者。我认识的一位从TCL国际销售团队出来的年轻人，几年前已经拿到了投资，在加纳创造了一个MOOVED品牌贴牌销售电视机等3C产品，现在已经站稳了脚，并且往周边西非国家扩张。

制造力外溢，比较典型的是当时国内制造业的毛利水平逐渐下降，不少企业处在亏损边缘。2010年前后有一大帮落后的产能到非洲寻找机会，特别是陶瓷制品，玻璃制品等产业。比如多家瓷砖厂就从广东转移到了尼日利亚，专门生产国内已经淘汰的地砖。因为尼日利亚也处在基建红利期，他们可以赚取比国内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利润，而且支付条件相比国内特别好。非洲有一个小城叫贝宁，建了一个围墙碉堡的工业区，雇佣了陆军士兵安保，短短两三年就回本了，几个股东每年能分到数亿的利润。但是很快，国内不少陶瓷厂就跟过来了，高额的利润也快到头了。这些早一点投产的企业估计一年就能回本，晚一点就只能喝汤了，回本的压力很大。

基建能力外溢，是一带一路以后中资建设企业大量进驻非洲。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这些项目做融资，贷款给非洲政府，为他们更新基础设施。我在尼日利亚的那几年，同时在建的项目有两个大型水电站，三条铁路，4个机场等等，价值数百亿美金。这些巨型中资公司消耗大量物资比如工程机械，重型车辆，瓷砖，铝合金，电缆等等，许多附带的供应链公司也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比如，中国重汽成了当地卡车一哥，徐州工程机械也在当地排名第一，连带三一重工，一汽重卡等都在当地有了不错的发展。服务这些中资土建巨头，满足他们的需求，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影响力的人群是通信巨头华为中兴员工，他们的员工素质高，服从意识好，但是相对而言创业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有几位在帮助买方融资的过程中，通过人脉进入到当地银行工作，对接中资企业。他们对中尼当地的营商环境，金融政策了解的比较多，人脉也丰富，想要切入当地市场的是很推荐去拜访的。?